跳至主要内容

日俄戰爭

 為了應對日俄戰爭,日本桂太郎內閣進行了大規模增稅,在1904年4月和12月兩次實行「非常特別稅法」,增加的稅收等於1903年日本全年的稅收。由於戰後日本沒有獲得賠償金,日本政府將增稅七成的制度永久化。此前日本眾議院選舉法規定繳稅10日元擁有選舉權,擁有選舉權人數為98萬,增稅後的1908年選舉,合資格選民增加到158萬人[12]。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的土地和海外利益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全部喪失。

大韓帝國[編輯]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與韓國簽定第一次日韓協約,韓國任用日本政府推薦的財政及外交顧問。1905年日本與俄國議和後,俄國承認日本政府對韓國的指導及監督權,日本隨即與韓國簽定第2次日韓協約,將韓國的外交權移轉給日本,使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並設立統監府。1909年簽定第三次日韓協約,取得韓國內政權並解散韓國軍隊,並於1910年被日本併吞。

 俄羅斯帝國[編輯]

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失敗後,損失了用作維持其帝國的強大軍事力量,自此一蹶不振,國內動蕩不安,爆發一連串革命事件。1905年俄國爆發第一次革命,俄軍在日俄戰爭中的慘敗是革命最直接的導火線,人民將戰敗歸咎於羅曼諾夫王朝

1917年,俄國相繼爆發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沙皇統治被推翻,蘇維埃政權建立。


 大清帝國[編輯]

日本以君主立憲小國戰勝俄國那樣一個專制大國,給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動。「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夏清貽亦提出「日勝何喜,俄敗何欣( 《何日醒》/《快猛醒》)」之觀點。朝野上下普遍將這場戰爭的勝負與國家政體聯繫在一起,認為日本以立憲而勝,俄國以專制而敗,「非小國能戰勝於大國,實立憲能戰勝於專制」。於是,不數月間,立憲之議遍及全國,蓋過革命派之議流。加上日本於明治十五年曾派員赴歐洲考察憲政。清廷遂於1905年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後回國,上書指出立憲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建議進行「立憲」。但是,他們指出,「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日本於明治十四年宣布憲政,二十二年始開國會,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1906年9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慈禧太后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開展「立憲運動」。

慈禧太后對於這場在自己本土上的戰爭表示中立,而日、俄兩國都在戰爭時期肆意殺害被己方單方面認為是間諜的中國平民,激起了當時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怒。

1905年12月22日,清政府和日本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主要內容為:清政府同意按日俄《樸資茅斯條約》第五款及第六款,讓日本繼承俄國在此一切權利,同意將俄國旅順大連的租借權、長春至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財產和煤礦轉讓給日本。而清政府受到刺激後建立東三省。日俄戰爭6年之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政權結束,中華民國成立。關東軍仍駐紮在南滿鐵路附屬地內。

魯迅棄醫從文[編輯]

1906年著名作家魯迅在醫專課堂上觀看老師播放的日俄戰爭幻燈片,裡面有中國人給沙俄當坐探,被日軍逮捕以間諜罪槍斃砍頭,大量本地中國人圍觀。魯迅認識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決定棄醫從文。[13]

國際影響[編輯]

其他列強[編輯]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後,令列強感受到日本的威脅,特別是美國,他們在此戰爭之後視日本為假想敵,並訂立《橙色戰爭計劃》,擬定一套戰術去攻擊日本本土。不過,因為珍珠港事件及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航母及潛艇的科技發展的緣故,這戰爭計劃沒有確切地實行。

其他國家[編輯]

對馬海峽海戰戰前,列強都認為,在波羅的海艦隊抵達遠東後形勢便會變得對俄軍有利,但因英日同盟,波羅的海艦隊無法通過英國控制下的蘇伊士運河,以至要繞過非洲大陸由南非經印度洋去亞洲,漫長的旅程消耗了大量補給,無補給如何作戰?因此最後幾乎全軍覆沒。至於黑海艦隊因俄國的宿敵鄂斯曼土耳其帝國封鎖了君士坦丁堡的海峽,所以無法通過而馳援。

包括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鄂斯曼土耳其在26年前的俄土戰爭被俄軍大敗)、俄屬波蘭芬蘭大公國等長期受俄國海軍威脅或被俄國吞併的的國家,在得知日軍勝利的消息後感到非常振奮,波蘭甚至爆發反俄的民族主義運動。 俄羅斯帝國的衰敗大大鼓舞了受到俄羅斯帝國威脅的波斯人民。[14][15]

評價[編輯]

德國社會思想家羅莎·盧森堡認為此戰的重要性對受壓迫的階層十分清晰: 「日俄戰爭令所有人意識到就算是歐洲的戰爭與和平-它的命運-並不決定在歐洲內,而是在世界和殖民地政治的巨大漩渦中。如果我不考慮俄國極權崩潰的即時效果, 這場戰爭的意義是社會民主主義。這場戰爭將國際無產階級的目光回到世界在大政治和經濟上的聯繫。」 [16]這場戰爭的普遍意義決定了它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它的後果。

「日本的勝利減輕了我們自卑感。一個西方強國的戰敗引申出亞洲仍可以像古時一樣擊敗歐洲。」賈瓦哈拉爾·尼赫魯[17]

「我們認為俄羅斯敗於日本可以被視為東方擊敗西方。我們視這次勝利為我們的勝利。」孫中山 。[18]

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設定在1904年的都柏林,包含對愛爾蘭的願境。[19]

波蘭藝術家Józef Mehoffer在1905年畫了《Europa Jubilans》,其中描繪一個著上圍裙的女傭人坐在一張在東方文物前的沙發上休息。在俄國戰敗的一年,抗議俄國的侵佔以及文化壓迫。同時巧妙地指望著沙俄主人在歐洲戰敗的日子如同它在亞洲遭遇的。[20]

歷史意義[編輯]

日俄戰爭結果日本勝利,一個東方的新興國家擊潰了當時一個西方的主要強國,日本開始被視為世界上一個新的強權。[21]

日俄戰爭的結果顯現出20世紀的政治與戰爭的數項特點,許多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創新都首次用於日俄戰爭,如速射砲、機槍和射擊準度更高的卡賓槍都在日俄戰爭中首次被大規模使用。無論是陸上還是海上戰事,都證實戰爭在新技術的引領下,已與1870年代普法戰爭的模式大相逕庭[3]。大多數的軍隊指揮官預期使用這些新武器系統將在現場及戰術層面上主導戰場。但是,隨著局勢的變化,這些新技術的進步永遠改變了人類發動戰爭的能力。[22]。日俄戰爭也是東亞地區兩個現代化國家武力之間首度的大規模衝突。

武器的進步帶來巨大的傷亡,日俄兩國都未預料到新型戰爭造成的結果,亦無資源去抵消其損失。因為巨大的傷亡,不同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如紅十字會)出現並在得到戰後關注。這些國際組織的出現可以視為國際社會通過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磨合,這個緩慢的過程主導了20世紀。[23]

不少學者爭論日俄戰爭是否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預演」。贊同者認為該戰爭已有多少後者總體戰的特點[2],如雙方皆大規模動員軍隊進入戰場。這場戰爭需要極其龐大的經濟支援,包括裝備、軍火和補給都大到需要本土以及外國支援[3]。日俄戰爭的結果亦顥示國家領袖需關注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國內反應。一些學者認為日俄戰爭結果顯示沙俄政府的腐敗無能,因此進一步推動反對羅曼諾夫王朝的革命運動。[3]

日俄戰爭遺址[編輯]

目前,在旅順地區仍保留眾多的日俄戰爭遺跡開放觀光。

趣聞[編輯]

這場戰爭雖被看做是日本和俄國的戰爭,但在當戰爭爆發時蒙特內哥羅王國也因自己是俄國的盟友而向日本宣戰,但並未派任何重要部隊到戰場上,在戰後簽和平條約時並未提到蒙特內哥羅,這表示日本和蒙特內哥羅依舊在戰爭狀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蒙特內哥羅併入南斯拉夫王國並一直到在2006年脫離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日本承認蒙特內哥羅,並簽署和平協定結束了兩國的戰爭狀態,這場沒有任何傷亡的戰爭持續了總共101年之久。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靖國神社資料、靖國神社戦爭別合祀者數による。日本長期統計総覧によれば死沒84,435人(帝國書院[1])、(戦死戦病死は「日清戦爭ヨリ満州事変ニ至ル日本外交ノ経済的得失」[2]によれば55,655人
  2. 移至:2.0 2.1 Steinburg, p. 3.
  3. 移至:3.0 3.1 3.2 3.3 Steinburg, p. 7.
  4. ^ University of Texas: Growth of colonial empires in Asia
  5. ^ Jukes, Geoffrey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London: Osprey 2002 page 8.
  6. 移至:6.0 6.1 6.2 6.3 Jukes, Geoffrey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London: Osprey 2002 page 9
  7. ^ Paine, p. 317
  8. 移至:8.0 8.1 8.2 李怡著,《抗戰畫史》,台北:力行書局,1969年,第9頁
  9. ^ Jukes, Geoffrey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London: Osprey 2002 page 11
  10. ^ Connaughton, pp. 7–8.
  11. ^ Paine, p. 320.
  12. ^ 加藤陽子; 章霖(譯).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09: 113–114. ISBN 9787213092572 (中文(簡體)).
  13. ^ 魯迅《藤野先生》: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14. ^ Deutschmann, Moritz. Iran and Russian Imperialism: The Ideal Anarchists, 1800-1914. Routledge. 2015: 158. ISBN 9781317385318.
  15. ^ Banani, Amin.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1921-194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9. ISBN 9780804700504.
  16. ^ Le Socialiste, 1–8 May 1904
  17. ^ Muni, S. D.; Mishra, Rahul. India’s Eastward Engagement: From Antiquity to Act East Policy.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UbSBDwAAQBAJ&pg=PT52&lpg=PT52&dq=%22Japan's+victory+lessoned+the+feeling+of+inferiority++nehru&source=bl&ots=nBqbP1C3Le&sig=ACfU3U0gqCA6N98aQ5NLdZF0G_ONI0qjBg&hl=en&sa=X&ved=2ahUKEwjW_OPm05rmAhVRiOAKHROHDQQQ6AEwCnoECAwQAQ#v=onepage&q=%22Japan's%20victory%20lessoned%20the%20feeling%20of%20inferiority%20%20nehru&f=false. 2019-03-12. ISBN 978-93-5328-269-1 (英語). 缺少或|title=為空 (幫助)
  18. ^ Sun Yat-sen, "Pan-Asiasnism", translation of a speech delivered in Kobe, Japan on November 28, 1924, in: Yat-sen Sun; Liang-li Tʻang; Seishirō Itagaki; Jingwei Wang, China and Japan: natural friends – unnatural enemies; a guide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Shanghai, China: China United Press, 1941). Available on-line at: Wikisource.org .
  19. ^ Eishiro Ito, "United States of Asia, James Joyce and Japan", in A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195–6
  20. ^ David Crowley, "Seeing Japan, Imagining Poland: Polish ar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Faktografia July 4, 2012
  21. ^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p. 83
  22. ^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p. 84.
  23. ^ Steinburg, p. 6.

書籍[編輯]

  •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著/傅文寶,李迎迎,王文倩 譯,"遠東總司令庫羅帕特金回憶錄:俄日戰爭總結",陝西人民出版社,陝西西安市,2017年5月. ISBN 978-7-224-11776-9
  • 徐廣寧編譯:"1904-1905",洋鏡頭裡的日俄戰爭,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2009年11月. ISBN 978-7-5334-5235-3
  • 平塚柾緒,「日露戰爭」,河出書房新社,東京,日本,2004。
  • 酒井直行,「日露戰爭古寫真帖」,新人物往來社;文殊社,東京,日本,2004。
  • 力石幸一,「日露戰爭明治人物烈傳」,德間書店,東京,日本,2005。

外部連結[編輯]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烏泰叛亂民國元年(1912年)

烏泰叛亂 烏泰叛亂 內蒙古哲民國元年(1912年)里木盟原副盟長、科爾沁右翼前旗的札薩克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烏泰(1866年-1920年)發動的一場旨在分裂國家的叛亂,叛亂很快得到平息。平叛被稱為“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第一件體面之事”。 基本介紹 名稱:烏泰叛亂 時間:民國元年(1912年) 參戰方:札薩克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烏泰 ,吳俊升 結果:吳俊升勝 參戰方兵力:烏泰3000,吳俊升不詳 過程 早在晚清時期,烏泰就與沙俄勾結。辛亥革命爆發後,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獨立”,成立所謂“蒙古國”,並向內蒙古各旗宣示,號召歸順。1912年初,烏泰決定回響外蒙的呼喚,宣布“獨立”,公開叛亂。烏泰一方面派人潛赴外蒙聯絡,請求外蒙和沙俄的支持援助;一方面在本旗及周圍各旗煽動蠱惑,挑唆民族仇恨,號召蒙民起事,驅逐漢人。 洮南知府把烏泰的陰謀活動及時報告給奉天都督趙爾巽,並派人赴王府勸說。烏泰見事已敗露,遂決定立即發動。從8月8日到20日,烏泰接連發布文告,宣告“本旗將及二十萬人結成一體,毫無退志,共願趨向庫倫”。8月20日,烏泰在葛根廟正式宣布科右前旗獨立,發布《東蒙古獨立宣言》:“……共和實有害於蒙古,今庫倫皇帝派員勸導加盟,並由俄國供給武器彈藥,茲宣告獨立與中國永絕。” 烏泰將欺騙脅迫而來的3000多人分三路:中路命錫勒圖喇嘛為元帥,由王府出發,直取洮南;左路命葛根喇嘛為元帥,從葛根廟出發,進攻靖安(今白城子);右路以嘎欽喇嘛為統領,攻取突泉並夾攻洮南。另有一路負責後方治安及糧草接濟。 奉天都督趙爾巽聞訊即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奉天設軍事統帥部,在昌圖設統帥支部,命駐遼源(鄭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隊統領吳俊升速率所部馳赴洮南前線。同時,黑龍江都督宋小濂率兵警戒嫩江沿岸並進擊科右後旗;吉林都督陳昭常從伯都出兵截擊沙俄可能派出的援軍。此外,還從新民屯附近駐軍抽調步炮兵4個營與第24鎮的騎兵旅配合,警戒遼河地區,並向鄭家屯前進待命。 吳俊升計畫率部由靖安西繞,直攻叛軍要地葛根廟。但他率軍離開洮南後,叛軍卻首先攻占了鎮東縣城。吳遂“於22日督隊馳援,歷戰數時,槍斃蒙兵23名奪獲快槍5桿……當將鎮東克復”。 與此同時,烏泰叛軍的中路統領錫勒圖喇嘛率一部叛軍直抵洮南城北。洮南知府棄城而走,好在吳俊升的巡防隊於23日晚趕回洮南。隨後,雙方在洮兒河南北兩岸展開激戰。吳軍先用...

章克 司徒雷登

章克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章克(1902年-1990年),陳友仁以及宋慶齡流亡海外時期的秘書[1],南京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次長。 目錄 1 早年 2 陳友仁和宋慶齡的秘書 3 宣傳部次長 4 入獄 5 晚年 6 參考 早年 章克,原名章勝榮,浙江杭州人,1904年4月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其祖母為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司徒雷登家的女傭。1922年畢業於秀州中學,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學校長時,他得以在燕京半工半讀[2]。章克在北京期間,1923年加入共青團,1924年轉變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擔任交通員,為李大釗傳遞情報。1926年秋赴廣州參加北伐。 陳友仁和宋慶齡的秘書 大革命期間,章克擔任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秘書、翻譯(陳友仁不會中文)。1927年7月,武漢政府形勢變化,章克受陳友仁指派,隨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陳友仁的兩個兒子逃離武漢,經陸路從鄭州、寧夏,穿過西北戈壁沙漠赴蘇聯[3],不久陳友仁、宋慶齡與鄧演達三位國民黨左派領袖均逃往莫斯科。章克擔任他們的秘書,又受僱於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研究所任譯員。1928年,宋慶齡離開蘇聯莫斯科,移居德國柏林,陳友仁派遣章克擔任其秘書,負責提供生活上的照顧。1929 年秋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後復應宋慶齡之召,回國協助鄧演達等籌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今之中國農工民主黨),1930年該組織在上海正式成立後又被派往北京籌建該組織,併兼執教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31 年夏同周谷城、郭冠傑、張寶衡等3人奉鄧演達之意調往廣州,籌建該組織,同時兼職中山大學教授。其時,鄧演達在上海波捕,章克多次赴滬營救均無效,1931年11月鄧被殺害。1933年秋,章克與陳友仁、章伯鈞3人應李濟深之邀,跟隨陳友仁組建福建政府反蔣,失敗後去香港。1937年抗戰爆發後,章克赴武漢參加抗戰,任中央青年幹部訓練團教官。武漢淪陷後,赴香港任宋慶齡陳友仁秘書,協助宋陳做國際宣傳工作。一說章克亦同時為軍統服務[4]。1941 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宋慶齡於九龍陷敵前天離港赴渝,章克與陳友仁滯留香港。陳友仁被日軍拘捕,軟禁於上海。章克系陳之秘書,隨同來滬,靠借貸過活。後由前在鄧演達手下工作的共產黨員呂一峰之邀,參加潘漢年領導下的地下工作,被派往汪偽漢奸政府,任宣傳部次長。 宣傳部次長 1944年,陳友仁在上海去世。年底,受潘漢年指派,宣...

说说汇丰银行的由来:

  左手墨迹 @Pandazhq 说说汇丰银行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英国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工业革命最先在纺纱行业展开,珍妮纺纱机比老式纺纱机效率提高了1.5倍,后来飞梭再次让纺纱效率加倍,因为新机器能在更短的时间纺出更多棉纱,因而也让最先使用珍妮纺纱机的工厂利润翻倍。 看到纺纱非常赚钱,更多商人涌入纺纱行业,因为欧洲各国向来交流频繁,很快先进的纺纱设备也进入欧洲,很快棉纱的产量就严重过剩了。商品卖不出去就意味着工人失业,工厂倒闭,商人破产,也就是所谓的经历危机。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欧洲商人把他们的工业品带到印度、非洲、东南亚来卖,当然也带到了中国。 只是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英国商人很难进一步扩大销量,这样他们很恼火。那时候的清朝,因为向欧洲大量出口茶叶、丝绸、磁器等商品,一直是白银净流入国。为了赚到中国人的钱,他们开始用鸦片代替棉纱卖到中国,很快中国的市场就被打开了,更多英法商人进入中国。但他们只能在广州和香港活动,商品也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代销。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也开放了更多通商口岸,更多的外商进入中国。 那时候还处于商品输出阶段,外商从欧洲印度把商品运到香港广州上海,再从香港上海把中国的茶叶运到欧洲,这个周期是很长的,短则四五个月,长则大半年,这就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大洋行,如怡和洋行、旗昌洋行,都有自己的汇兑部门支持相关业务,但小一点的洋行就不行了。 因为市场有需要,所以外资银行就进来了。工业革命后,发展最快的是英国,所以最先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也大都是英资银行。这些银行的总部不是在伦敦就是在孟买,刚开始上海贸易量不大的时候还能应付,但随着太平天国被灭,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从苏州转移到上海,上海的贸易量越来越大,外商急需一个有实力的专门经营中国贸易的大银行,汇丰银行就这么来了。 跟其他外资银行不同的是,汇丰银行的总部设在香港。这就意味着,商人如果贷1000元,在其他外资银行需要四五个月才能审批通过,在汇丰只需要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因为超过1000元的贷款需要总行的审批才可以放款。而当时通讯极不发达,需要海运把信件寄回伦敦、巴黎或者孟买,审批通过了再从这些地方寄回来,才能放款。汇丰总部在香港,审批来回最多15天,这就极大缩短了审批周期。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市场情况瞬息万变,一不小心机会就错过了,所以放款周期长短对小商人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