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辱的“中立”——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荒诞角色
2014年06月03日10:11 来源：北京日报
尽可能大的一块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山西、直隶和东北地区蔓延开来，并得到了清廷的支持。由此引发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登陆，一路攻入北京。
八国联军之中有沙俄一部，但只是他们入侵中国的一小支部队。真正的俄军主力，是远远超过八国联军总数的十五万人。义和团运动刚刚在东北兴起，沙俄便看到了机会，其陆军大臣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中国在衰亡、崩溃，俄国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
这“尽可能大的一块”，就是整个中国东北。十五万俄军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东清铁路的旗号，兵分七路，席卷而来。当时，清政府在东北的驻军满打满算不过九万人，根本不是俄军对手。当年10月6日，沙俄军队会师铁岭，占领东北全境。
即便是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列强往往也要为自己的殖民侵略找个漂亮的理由。沙俄要修筑东清铁路，打着和清政府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1897年12月，沙俄舰队开进大连湾，强租旅顺，给清政府的解释是共同协防一个月前占领了青岛的德国。这样的伪饰当然只是空头支票，但清政府一来无力抗拒，二来又看到了“以夷制夷”的空间，都应承了下来，还答应东清铁路开辟一条支线连接旅顺。由此形成了东清铁路的“丁”字形结构。
而这一次的入侵，沙俄连空头支票都没开。他们俘虏了盛京将军增祺，强迫他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画押，规定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拆毁炮台，俄国驻军监管奉天行政等内容，完全是赤裸裸的侵略了。
不过，沙俄还是想给清政府一点儿“甜头”，他们抢先承认流亡西安的慈禧集团的合法性，接受其议和要求，接纳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甚至第一个向列强倡议从华北撤军。沙俄以为这一打一拉，就会换取清政府承认其对东北的占领。
后来的历史表明，沙俄这一次错估了清政府委曲求全的底线。
喻大华说，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放弃东北是一个足以危及其政权存续的严重事件。东北是中原屏藩、京津门户，东北一失，国家安全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东北是“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
1901年1月1日，清政府任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沙俄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
杨儒是晚清外交使节中为数不多的“硬骨头”，往返沙俄谈判十余次，在威逼利诱之下不为所动。俄方不放弃霸占东北的根本立场，杨儒就不签字。直到1902年1月，杨儒在彼得堡病逝，双方谈判也没有进展。
随着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获得了巨额赔款的列强陆续撤退侵略军。沙俄已经丧失了赖在东北的理由。在列强的压力下，1902年4月8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从东北撤军。
然而，沙俄根本没有履行条约的诚意，反而利用条约的盲点，大举增加旅顺海军力量。到1903年4月18日，俄国不但停止撤军，还节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七项撤军新条件。
沙俄的“新七条”没等到清政府答复，就先招来了列强的一致谴责。他们当然不是在为中国打抱不平，而是不能容忍沙俄独占东北“吃独食”。
沙俄开给清政府的“新七条”本是双方密谈的内容，怎么会一下子举世皆知？晚清著名的“沈荩案”常常被用来解释这次泄密事件。
章士钊曾撰文记录“沈荩案”始末。沈荩的身份是“天津某报馆访事”，获悉清政府将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于是设法搞到了“新七条”的内容，公之于众。一时舆论大哗。清政府内外交困，恼羞成怒，慈禧亲自下诏将沈荩“杖毙”。
沈荩之死极为惨烈。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沈荩被用绳索勒死。
因为公开“新七条”而招致杀身之祸，沈荩也常被称作“中国第一位殉职的记者”。但是，清史研究者多对“沈荩案”有不同看法。著名清史专家彭平一、严宏昌都曾撰文质疑沈荩泄露密约之说。历史学者考证的结果是，沈荩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一直被通缉。而他被残杀是因为被人告发说准备伺机刺杀慈禧。
沈荩泄露密约以至清廷签约不成的说法，对照清政府始终拒绝沙俄撤军条件的立场也无法说通。事实上，把“新七条”泄露出去的恰恰就是清政府。面对贪得无厌的沙俄，无力对抗的清政府再次祭出了“以夷制夷”的“法宝”。
当时清驻俄公使胡惟德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建议：“窃以七条俄利于密，若事至吃紧，恐不能不密告美、日友好等国，暗为牵制。”军机大臣奕劻也致电驻日公使蔡钧，请“日政府秘邀英、美政府相助。”
4月18日，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交了“新七条”，第二天，这些内容就被清政府外务部官员泄露，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确地泄露给了日本驻华外交官。当天夜里，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匆忙拜访奕劻，力劝中国拒绝俄国新条件。
随后，“新七条”举世皆知。沙俄犯了众怒，千夫所指。一直垂涎同一片土地的日本反应最激烈，很快就对沙俄亮出了獠牙。
敌人的敌人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两国由同盟走向对立。随着清政府坚决地拒绝了“新七条”，双方谈判已经破裂。按照常理，解决争端的途径就只有战争了。但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与沙俄一战，只能再一次使出“以夷制夷”的手腕，挑动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抗沙俄。
即便是清政府不把沙俄的“新七条”透露给日本，日本也不会对沙俄独占中国东北“坐视不管”。中国东北早就被他们视作盘中餐了。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壮大了实力，也确立了此后为祸亚洲的“大陆经略政策”，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成了既定国策。
但是沙俄明显比日本快了一步，先是主导“三国干涉还辽”，从日本嘴里夺出了辽东半岛，继而出兵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实际占领。
“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还没有同俄国“单挑”的自信。日本立即加紧以沙俄为目标的扩军备战。甲午战后，日本通过了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凭借从中国豪夺来的巨额赔款，这项计划到1900年至1901年时基本完成。日本要和沙俄掰掰手腕了。
1903年7月开始，在清政府的有意“撮合”下，东北问题谈判的主角变成了沙俄和日本。但是他们谈的不是把东北交还清政府，而是该由谁占领东北。沙俄要求独占东北，限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而日本则要求独占朝鲜，同时染指东北。双方的矛盾根本不是谈判能够解决的。
谁都看得出日俄终有一战，夹在中间的清政府调头转向，越来越向日本靠拢。
这个转变实在让人难以释怀——中日甲午战争刚刚过去几年，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本该对日本最切齿痛恨，何以如此迅速地委身日本？
喻大华说：“这是清政府走投无路之下一个实用主义的选择。”此时，沙俄已经占据了东北四年，中国举国上下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拒俄却又无力与之一战，只能转向了与沙俄矛盾最突出的日本。“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与“以夷制夷”的策略有着互通之处。
另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官方和民间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另一方面也对日本的迅速壮大推崇备至，东渡留学成为热潮。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甚至还提出过聘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首相。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师日”渐成主流。日本则在甲午之后逐渐改变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代之以宣扬民族优越的“亚洲主义”，这在当时的清朝士大夫中颇有市场，对日亲切感不断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起而向沙俄发难，自然是清政府迫切希望看到的局面。当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日本是出于公义、没有私心。
贵州巡抚李经羲曾上奏说：“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这可以说是当时清朝朝野的普遍心态。
主张联日拒俄的清廷要员不在少数，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张人骏、端方等人都曾有过类似表章。张之洞甚至提出：“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主张联日拒俄的多是身在南方的封疆大吏。
联日拒俄的最直接结果是，一旦战争爆发，清政府就要与日本一起同沙俄开战。战场远在东北，领兵打仗的也不会是南方的封疆大吏，他们的奏章尽可以慷慨激昂，却不用为对俄开战的结局负责。
喻大华认为，不能否认这些封疆大吏们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但与沙俄开战的结果远不是清政府能够预料和掌控的。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两场战争，已经让满清丧失了勇气，赔光了家底。《马关条约》赔给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辛丑条约》更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一两。以至于慈禧在诏书中都慨叹：“现今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以为炊，何以为战？良由创巨痛深之余，慎言战事。”
其次，清朝和沙俄有上万公里的边境线，一旦开战，恐怕俄国不会把战场限于东北，无论哪个方向，清军都不是沙俄的对手。而如果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沙俄，清政府将面对更无法收拾的局面。
联日拒俄的奏章纷至沓来，民间的这种呼声更高，清政府却迟迟不予表态。
1903年11月25日，日本秘密向清政府通报了日俄交涉已无前途及日本的备战情况。战争已经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立场仍然举棋不定。
这时，清廷中最大的实力派登场，主导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这个人就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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