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部分汉奸犯简介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部分汉奸犯简介 2006/11/8 10:39:15 温宗尧(1867~1947) 广东台山人,曾任日伪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司法院院长。 闻兰亭(1870~1948) 江苏武进人,曾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会董事长、上海市商会董事长、纱业同业公会董事长。 盛幼盦(1875~1953) 江苏武进人,曾任京汉铁路副局长、代局长,后与日本人从事鸦片买卖,牟取巨利。 林康侯(1875~1965) 上海市人,曾任日伪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公会秘书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监察长。 袁履登(1878~1954) 浙江宁波人,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难民救济会秘书长、汪伪上海市商会理事长。 徐维震(1880~?) 浙江桐乡人,曾任汪伪上海高等法院院长。 倪道烺(1881~1951) 安徽阜阳人,曾任汪伪安徽省省长。 梁鸿志(1882~1946) 福建长乐人,曾任日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 潘毓桂(1882~1961) 河北盐山人,曾任伪临时政府天津市市长、汪伪华北垦业公司董事长。 谢葆生(1883~1946) 曾任汪伪江苏省警察厅厅长。 江亢虎(1883~1954) 江西弋阳人,曾任汪伪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 唐少侯(1883~?) 安徽凤阳人,曾任汪伪财政厅厅长。 蔡培(1885~1960) 江苏无锡人,曾任汪伪工商部次长、汪伪驻日本大使。 严家炽(1885~?) 江苏吴县人,曾任汪伪财政部常务次长。 吴蕴斋(1886~?) 江苏镇江人,曾任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常玉清(1888~1947) 湖北江陵人,曾任汉奸组织“黄道会”头目。 王荫泰(1888~1961) 浙江绍兴人,曾任伪临时政府实业部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夏奇峰(1888~1961) 江苏泰州人,曾任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汪伪审计部部长。 许建屏(1889~?) 浙江嘉兴人,曾任汪伪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学昌(1891~1952) 河北安新人,曾任汪伪南京市市长。 杨班侯(1891~1953) 天津人,曾任汪伪首都警察总监署侦缉队队长。 傅式说(1891~1947) 浙江乐清人,曾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铁道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兼省保安司令。 汪时璟(1892~1952) 安徽旌德人,曾任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华北财务委员会委员长。 张德钦(1892~1947) 上海宝山人,曾任汪伪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唐寿民(1892~1974) 江苏镇江人,曾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 江上达(1893~1966) 江苏武进人,曾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理事。 陈济成(1893~?) 上海嘉定人,曾任汪伪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驻“满洲国”大使。 卢英(1894~1951) 湖北江陵人,曾任汪伪上海市政府专员、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赵尊岳(1896~?) 江苏武进人,曾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潘三省(1896~?) 上海人,曾任上海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戴英夫(1897~1969) 江苏丹阳人,曾任汪伪教育部次长、组织部副部长。 朱博泉(1898~2001) 贵州贵阳人,曾任汪伪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主席暨沪江大学校长。 张北生(1898~1951) 江苏海门人,曾任汪伪苏北地区“清乡”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汪伪行政院参事。 钱大櫆(1898~1952) 江苏太仓人,曾任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汪伪行政院政务参赞。 吴颂皋(1899~1953) 江苏吴县人,曾任汪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司法行政部部长。 苏成德(1900~1947) 山东济宁人,曾任汪伪南京首都警察厅厅长、汪伪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警察总监。 潘达(1900~1951) 广东新会人,曾任汪伪特工总部第四处处长、汪伪沪西特警总署署长、汪伪沪西警察局局长。 陈春圃(1900~1966) 广东新会人,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广东省省长。 汤良礼(1901~?) 祖籍福建,生于印度尼西亚,曾任汪伪宣传部国际宣传局局长、外交部次长。 邹泉荪(1902~1975) 山东福山人,曾任汪伪华北各省市省会联合协议会主席、伪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部长。 罗君强(1902~1970) 湖南湘乡人,曾任汪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部长、安徽省省长。 周化人(1902~?) 广东花县人,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 顾宝衡(1903~1985) 江苏南通人,曾任汪伪工商部商业司司长、实业部常务次长、粮食部部长。 冯 节(1903~?) 广东顺德人,曾任汪伪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汪曼云(1904~1972) 浙江杭州人,曾任汪伪社会部副部长、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 李泽(1904~1979) 广东香山人,曾任上海特别市百货业联合会理事长、上海市第一区总联保长。 郭秀峰(1904~?) 广东化州人,曾任汪伪宣传部常务次长、中央电讯社社长、伪国防会副秘书长。 金雄白(1904~1985) 上海青浦人,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平报》社社长。 周隆庠(1905~1969) 江苏无锡人,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行政院秘书长。 黄香谷(1906~?) 福建建瓯人,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伪考试院铨叙部政务次长。 叶吉卿(1907~?)女,浙江遂安人,汪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之妻。 杨惺华(1908~1973) 湖南湘潭人,曾任汪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财政部总务司司长。 章克(1911~?) 浙江余杭人,曾任汪伪高法部副部长。 孙曜东(1911~ ) 安徽人,曾任汪伪复兴银行总经理。 胡弘矶(1913~?) 安徽巢县人,曾任汪伪粮食部次长。 陈日平(1913~1952) 广东中山人,曾任汪伪财政部常务次长。 汪宗淮 广东人,曾任汪伪国民政府参赞、中央执行委员。 汪文悌 广东番禺人,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之子。 柳雨生 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审。 刘仰山 曾任汪伪教育部次长、汪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 黄远 曾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的秘书。 李凯臣 曾任汪伪交通部航运局局长。 张素民 曾任汪伪财政部关务署署长。 袁矩范 曾任汪伪上海市卫生局局长。 叶雪松 曾任汪伪上海市公用局局长。 胡继芳 曾任汪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李静铭 曾任汪伪上海市邮政局局长。 范永增 曾任汪伪上海地政局局长。 周毓英 曾任汪伪上海市社会福利局局长。 Copyright By www.shtong.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 联系我们: E-mail:web@shtong.gov.cn 沪ICP备042366 地址:上海市斜土路2567号A2座5楼 邮编:200030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华夏文摘】易桂鸣:庚子之殇: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夫妇 发

  【华夏文摘】易桂鸣:庚子之殇: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夫妇 发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02 日   由   舟巷 (1)克林德男爵其人 (图1, 克林德男爵公使) 克林德男爵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驻墨西哥国公使前,曾经在中国服务长达10年,先后出任驻广州、天津等地的领事。克林德了解中国,粗通汉语,调往墨国任公使,虽然升官了,但是才非所用,知觉屈就。所幸墨国不过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中转站。他自认中国才是他施展拳脚之地。 克林德男爵出生于德国一个贵族世家,长年漂泊海外,年过40仍未婚娶,是一名准钻石王老五。出使墨国时,他经常往返美、墨两地,频繁出现在华盛顿DC上流社会。他的每次到来,都引来不少家境富裕的美国家长的关注。1890年代,美国工业革命成功摧生无数北美富豪,这些祖先来自欧洲的美国富人,意欲寻根,追求名门,让自家的女孩子远嫁欧洲贵族。克林德男爵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求婚对象。由于经常出入华府上流社会,他得以结识时年芳龄26的富家小姐莱德亚特——莱德亚特小姐之父,当时是密执根中央铁路公司总裁。 克林德男爵与莱德亚特小姐,于1897年2月25日在牧师主持下,海誓山盟,结下良缘。这桩时尚的跨国婚姻,标志着没落的欧洲贵族,与富得流油的美国富家小姐联姻,日渐式微的贵族,获得源源不断的新资注入,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 迎娶豆蔻年华的莱德亚特小姐时,克林德男爵年届44岁。他当时已经是德皇威廉二世意欲称霸世界的德国不可多得的杰出外交官。富有而漂亮的莱德亚特小姐,也因此婚姻而亮丽变身成了令人仰慕的“男爵夫人”。 (图2, 男爵夫人莱德亚特) 莱德亚特小姐嫁给克林德男爵之前,从未到过中国;她与中国无缘无故,对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之国,毫无概念。她更没有想到,随夫君出使中国,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在墨国大使任上两年抱得美人归的克林德男爵,终于在1899年4月如愿获调北京,出任德意志帝国驻大清国公使。然而,当这对璧合珠联的男爵夫妇抵达中国北京时,甚嚣尘上的“义和拳”暴乱,席卷中国华北——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夹击下,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图3,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 1900年6月19日下午,在北京公使任上约一年后的这天,克林德男爵和另外十一位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同时收到一个大号的深红色信封。男爵夫人亲眼看着丈夫克林德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

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荒诞角色

  受辱的“中立”——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荒诞角色 2014年06月03日10:11   来源: 北京日报 原标题:受辱的“中立” 尽可能大的一块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山西、直隶和东北地区蔓延开来,并得到了清廷的支持。由此引发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登陆,一路攻入北京。 八国联军之中有沙俄一部,但只是他们入侵中国的一小支部队。真正的俄军主力,是远远超过八国联军总数的十五万人。义和团运动刚刚在东北兴起,沙俄便看到了机会,其陆军大臣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中国在衰亡、崩溃,俄国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 这“尽可能大的一块”,就是整个中国东北。十五万俄军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东清铁路的旗号,兵分七路,席卷而来。当时,清政府在东北的驻军满打满算不过九万人,根本不是俄军对手。当年10月6日,沙俄军队会师铁岭,占领东北全境。 即便是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列强往往也要为自己的殖民侵略找个漂亮的理由。沙俄要修筑东清铁路,打着和清政府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1897年12月,沙俄舰队开进大连湾,强租旅顺,给清政府的解释是共同协防一个月前占领了青岛的德国。这样的伪饰当然只是空头支票,但清政府一来无力抗拒,二来又看到了“以夷制夷”的空间,都应承了下来,还答应东清铁路开辟一条支线连接旅顺。由此形成了东清铁路的“丁”字形结构。 而这一次的入侵,沙俄连空头支票都没开。他们俘虏了盛京将军增祺,强迫他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画押,规定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拆毁炮台,俄国驻军监管奉天行政等内容,完全是赤裸裸的侵略了。 不过,沙俄还是想给清政府一点儿“甜头”,他们抢先承认流亡西安的慈禧集团的合法性,接受其议和要求,接纳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甚至第一个向列强倡议从华北撤军。沙俄以为这一打一拉,就会换取清政府承认其对东北的占领。 后来的历史表明,沙俄这一次错估了清政府委曲求全的底线。 喻大华说,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放弃东北是一个足以危及其政权存续的严重事件。东北是中原屏藩、京津门户,东北一失,国家安全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东北是“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 1901年1月1日,清政府任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沙俄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 杨儒是晚清外交使节中为数不多的“硬骨头”,往返沙俄谈判十余次,在威逼利诱之下不为所动。俄方不放弃霸占东北的根本立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0 何以心系中国 ———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 (1835 — 1911)*   胡 成   内容提要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 , 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 , 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 ; 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 , 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 , 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 , 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 , 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 , 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 , 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 , 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 , 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 , 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 , 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关键词  中外交往 基督教 医疗传教士 西方近代医学 地方社会   在近代东西方交往或中外两个文明接触和碰撞的研究中 , 传教士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群体 ,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典范 : 一是 1960 年代兴起的侵略 / 反抗 ( 冲击 / 反应 ) 的历史理念 , 讲述传教士如何将基督教引入中国 , 受到当地官绅和民众的攻击和排斥 , 较多关注 19 世纪中后期在各地爆发的教案 , 以及义和团时期的盲目排外**件① ; 二是 1970 年代兴起的改造中国以及后来的现代化研究模式 , 讲述传教士如何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 , 较多关注传教士通过改善中国天文历法、翻译西方学术著述、创办学校、医院 , 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② ; 三是最近兴起的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典范 , 较多关注传教士如何改变传教策略 , 注意利用科学而非宗教 , 尽力化解中国社会的敌对情绪而进行的文化适应和调整。③然而 , 从进一步研究的角度来看 , 尽管这三种研究典范各有侧重 , 但似都较多关注传教士遇到的文化抵抗 , 以及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在文化变革过程中的被动接受 , 而较少注意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理性应对和积极推动———即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