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赫特为什么求助于蒋介石？(3)

沙赫特为什么求助于蒋介石？(1) 2011年01月08日 10:50 分类：人文 阅读：2962 评论：0 大陆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利用存档海外的《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书信》内容，披露二战期间“蒋介石策动德军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秘史”。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则撰文质疑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并对德国反抗力量求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也持完全否定态度。 1934和希特勒一起阅兵的帝国银行总裁、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 现有史料不能证明“策反”说 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利用存档海外的《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书信》内容，披露二战期间“蒋介石策动德军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秘史”。根据杨先生引用的史料，1941年，曾经留学慕尼黑、时任中国驻德使馆商务参赞的齐焌，在相熟的德国商界、军界和政界人物处得到德国内部反抗希特勒力量（以下简称德国反抗力量）的消息，并受前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之托转告蒋介石，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派专人代表德国反抗力量联络英美。此后，蒋介石于1942年再度派遣齐焌前往瑞士，在日记中写下“运动德国军队倒戈”之语。1943年，蒋介石又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提及，希望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德国反抗力量的立场。 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则撰文质疑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并对德国反抗力量求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也持完全否定态度。汪先生在文中称，“至于说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反纳粹德军将领与敌方，尤其英国方面，早有管道，何须由蒋介石中介？固不必说当时之中国已自暇不顾，有何能力干预别国的内政，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亦无特别交情，由蒋转达有何方便与好处？”杨天石和汪荣祖两先生此后又分别在媒体上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其实，仔细研读杨天石先生举出的史料，“策动德军倒戈”的说法，除了蒋介石本人在日记中提及外，并无具体事实可以佐证。齐焌在1941年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及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接触时，两人明确提出的是希望蒋介石代为向英美传话，而齐焌在1942年被蒋介石派往瑞士后，他发给宋子文及蒋介石的种种信息，大部分是在汇报德军战争动态，德国国内以及德占区民情，在“报告重要事件之进展程度”时，齐焌只表示“求国际合作之友人等工作甚感困难”，“亦有宁与苏俄彻底合作，不愿沦为英美殖民地之可能”等，丝毫没有提及他自己任何“策动倒戈”的具体行动。齐焌的角色似乎更是一个传递情报者。在齐焌1941年底回国前，托马斯将军甚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齐焌尽早归来，充当和“德国友人”之间的“联络员”。齐焌的身份是“联络员”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唯一可以认为齐焌直接参与了“重要事件”的，是在齐焌的要求之下，由宋子文汇给他转交军火商克兰的两万或者更多美元。暂且不谈汪荣祖先生怀疑这笔钱被齐焌“私吞”是否“有罪推定”（杨天石语），也不说这两万美元是否一定用于反对希特勒的“重要事件”（齐焌和宋子文来往信件中并没有非常明确说明），仅仅单凭汇款一举，最多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可能间接“资助”了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运动，杨天石先生在此后的文章中也有同样的表示。“资助”和“策动倒戈”两者间毕竟还相去甚远。 因此，以目前所拥有的史料，蒋介石的“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尚无充足证据。杨天石先生在将前述文章收入新书《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集时，把文章题目确定为《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各段小标题分别是《蒋介石决定派齐焌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齐焌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应该说，这是对目前所发现史料十分精当的概括。“策动倒戈”的说法来自蒋介石本人，我们自然无法苛求当事人也用学术精确度来撰写日记，但当然也不能跟着当事人一起人云亦云。 抛开“资助”与“策动”之争，杨天石先生提到的帝国银行前总裁沙赫特、国防部高级军官托马斯等人向中国外交官员透露德国反抗力量内情，并且求助于蒋介石建立通往英美新管道的举动，也是至今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资料，在德国有关反抗运动的研究中也未被提及，对研究抗战期间中德两国关系确实具有相当价值。 另一方面，汪荣祖先生对“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的说法，也值得商榷。首先，仅就齐焌提供的信息来看，要求蒋介石做中介的并非是“德军”，而只是国防部经济厅的托马斯和当时仅有部长虚职的沙赫特两人，假如加上他们声称的“德国友人”，最多也只能说他们代表了德国反抗力量的一部分。另外，托马斯和沙赫特提出的具体要求，也并非是向英美“求和”，而不过是希望中国能出面说服英美两国，给予德国反抗力量以某种承诺，沙赫特甚至还将其要求具体为“由英美民间团体出面”等等。“代为求和”之说显然并不存在。 我们无法否认杨先生提供资料的真实性，但让人感兴趣的是，德国反抗运动为何要取得英美的承诺？他们又是否有必要通过蒋介石政府的渠道来向英美转递信息呢？身为前任帝国银行总裁、经济部长，在国际金融界颇具声望、人脉广泛的沙赫特，以及军界精英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将军，还有神通广大的军火商人克兰，他们和德国反抗力量究竟有什么关系？沙赫特有无可能向一个中国外交官员提出如此机密，并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的要求呢？齐焌提到的“德国友人”究竟是谁？“ 显然，对这样一件发生在七十年前的、背景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密谋的历史事件，仅凭汪先生所说的 “常识”来做结论是不够的，分析其发生的合理性和真实性需要更多史实的佐证。 下文利用目前可见的史料，对沙赫特、托马斯求助于齐焌和蒋介石的可能性做一些探讨。限于篇幅，本文把重点集中在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身上，兼及托马斯将军和其他“德国友人”。 纳粹德国内部反抗力量及其“外交政策” 有关二战期间德国内部反抗运动的研究文章，在英、美、德学界可谓汗牛充栋，中国史学界因为种种原因缺乏相关的专题研究，偶有论述又过于关注更吸引眼球的“兵变”和“谋杀”行动，往往忽视这批“体制内”反希特勒人士的思想背景、道德理念及政治诉求。在欧美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德国反抗力量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这也正是“沙赫特、托马斯求助于蒋介石”事件的历史大背景。 德国历史学者认为，二战期间，德国国内的反抗运动和德军占领区的反抗运动不同，被占区反抗运动是反侵略行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德国国内反抗运动却无论对内和对外都不具备必然的“合法性”。相比纳粹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德国国内希特勒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坚实的”，反抗运动在德国国内并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其成功却可能意味着德国战败，国土被入侵，政权被推翻，因此反抗运动有可能背上“叛国”之嫌（注1）。此外，从1934年起，德军将领及士兵都被要求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也使得某些军界人士对军变更有顾虑，比如反抗力量主将贝克辞职后，替代他出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就是一例（Franz Halder）（注2）。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反抗力量“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希望英、美等国给予德国以和平、领土等方面的承诺，以此来赋予针对希特勒的暗杀或军变行动的“合法性”，使军界人士克服心理障碍，也借以获得厌恶战争的德国民众的理解。 但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战争期间，英美方面都对德国反抗力量持有怀疑态度。和英美方面联系的德国反抗力量成员，大部分具有纳粹德国外交官或德军军方将领的身份，他们提出的德国领土和边界的某些要求（如保持德国对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恢复1918年停战前德国边界等），使得英美方面感觉反抗力量和纳粹并无本质不同。1939年，还发生两名英国特工人员在荷兰边境和反抗力量会面时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的事件，更引起英方的警觉。德国反抗运动的迟迟不作为也加深了英国方面的怀疑。1941年1月，丘吉尔对英国外交部宣布，对德国反抗力量采取“彻底沉默”（absolute silence）的政策，此后和德国反抗运动的接触仅仅限于收集情报。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成立海外行动组，资助被纳粹德国占领国家内的抵抗运动，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却并不能从中得益。而设在瑞士的美国海外战略联络处，对于来自德国内部的联系，也始终采怀疑态度。（注3）事实上，德国反抗力量和英美的联系，尽管每次都被接头的盟国情报人员记录了下来，但绝大部分信息都没有机会真正被送到英美决策人的手里。（注4） 在1938年到1944年的漫长对外联络过程中，德国反抗力量不管英美对其态度的变化，始终没有放弃对外联络的努力。直到1943年底，德国反抗力量还试图通过荷兰地下组织联系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希望荷兰流亡政府能向英国转达他们的立场。而英国外交部则回复荷兰流亡政府称，来自德国内部的类似接触大多由纳粹秘情报机关所控制，1944年荷兰地下组织将英国政府的拒绝传回给德国反抗力量。（注5） 了解到德国反抗力量一方面迫切需要取得英、美承诺，但另一方面又屡屡受挫、倍受怀疑，甚至求助于他国海外流亡政府的历史背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为政府和军方要员的沙赫特和托马斯，会违反“常识”屈尊求助于齐焌和蒋介石了。事实上，作为反抗力量边缘人物的沙赫特早在和齐焌谈话前一年，已经在利用他的个人声望进行海外联络了。 1940年沙赫特和美国副国务卿的密谈 托马斯、沙赫特在1941年6月与齐焌的谈话中，提出了对希特勒下台后德国前景的完整设想，以及希望中国政府代为联系英美的具体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不仅与反抗力量的主要策略相符，与沙赫特在1940年和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的密谈内容也相当一致。 1940年2-3月，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s）受罗斯福总统之托前往欧洲主要国家了解欧洲形势。威尔斯到访德国时除拜见希特勒、戈林和外长里宾特洛甫之外，还特意要求和沙赫特会面，这也是威尔斯在德国会见的唯一“非官方人士”。在得到希特勒首肯后，沙赫特于1940年３月３日前往驻柏林的美国大使馆代办亚历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的住宅和威尔斯单独会面。（注6） 根据威尔斯的谈话记录，在两人的密谈中，沙赫特向威尔斯透露说，德军将领内已经形成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并有可能采取行动推翻希特勒政权，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够让德国重新获得合法的国际地位”，而不应该像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对待德国。沙赫特一边将希特勒称为“天才”，但同时又形容他为“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他还向威尔斯强调谈话内容的危险性，他说，自己的这番话“如果让外界得知，则他下周便会送命”。（注7） 把这段纪录和齐焌报告的沙赫特、托马斯谈话内容相比较，可以发现无论从内容到口吻都是极其相似，差别仅在于时间上错开了一年。在1941年6月的谈话中，沙赫特向齐焌批评纳粹政权道，“希特勒等严禁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并自有野心，与军人势不两立，兼以希特勒穷兵黩武，民间不满，已非一日”。他披露反抗力量内情时说“德国已有势力雄厚人众，准备取消目前政局”，同时希望取得“国际间之谅解”，保证在希特勒“退役”后即可恢复“真正和平”。沙赫特在和齐焌的谈话中，也如同在和威尔斯会面一样，没有忘记提醒谈话内容的危险性，他对齐焌表示“若不知兄为委座（蒋介石）亲信人员，何敢露骨如是”。（注8）在和中国官员这几年的交往中，沙赫特当然知道身为驻德使馆商务专员的齐焌，却有着可以直通蒋介石的联络通道，同时也是可以向其交出底牌的他国外交官员。 托马斯在1941年对齐焌的谈话中则提到“我们不愿（在）希氏退休（后），德国仍无公正和平地位”。沙赫特和托马斯两人都向齐焌强调英美承诺对德国反抗力量发起行动的重要性，托马斯说“事当慎重，故须先获得国际间之保证”，而沙赫特则表示，“如得到此项谅解，则德国内部我们自有办法”，“否则，德国内部不会采取任何举动”。可以看出，沙赫特和托马斯对齐焌所言确实反映了当时德国反抗力量“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内容，希望英美有所承诺在先。 在和威尔斯的这次谈话中，沙赫特还请求威尔斯为他争取一所美国大学的邀请，便于他前往美国“调解德、美关系”。但沙赫特的外交热诚并没有得到威尔斯的认可。只是美国驻德使馆一秘希斯（Donald　Heath）保持每周和沙赫特会面一次，直到希斯1941年6月离任为止。在和希斯的接触中，沙赫特多次向美方透露德国军事机密，比如德军进攻荷兰和苏联的计划等等。继任赫斯的美国外交官虽然将此情报送交给美国外交部，但因为被认为可能是德方施放的烟雾弹而没有引起重视（注9）。其实，当时的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在1941年年初，也从“德国友人”处得到德国将在四五月进攻苏联的消息，并且拍电报通知蒋介石及外交部（注10），但显然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在沙赫特和威尔斯密谈一年之后，美国方面除了和他保持接触，了解更多情报，并没有给沙赫特任何满意的答复。根据杨天石教授的文章，1941年6月14日（也就是沙赫特和美方使馆一秘希斯最后一次会面的一周之后），齐焌前往沙赫特的柏林私人寓所，当时沙赫特高兴地说出“好极了！好容易有了办法”“吾寻觅路线，已非一日”。考虑到一年来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方的任何响应，沙赫特这番看似与其身份不符的话应该是合理的。另外，沙赫特也不会不知道，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宋子文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试图打通美国政府的关节，美国政府也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这一年4月罗斯福总统还曾约见宋子文和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对于长期和美国最高层搭不上话的沙赫特来说，曲线寻找从中国通往美国的管道，这种心情和做法应该可以为人理解。要知道，早在1933年，沙赫特访美期间向罗斯福当面宣布，德国将向其最大债权国美国停止偿还外债，从此在白宫留下“恶名”。而在同一年，也在美国，沙赫特对控制着中国政经大权的蒋、宋、孔家族的关系网络已有耳闻。 原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8月号，此处略有补充。 沙赫特为什么求助于蒋介石？(2) 2011年01月08日 10:49 分类：人文 阅读：4156 评论：0 1933年沙赫特和孔祥熙美国见过面。1939年印度归来，沙赫特自荐为中日双方斡旋。沙赫特是德国内部反希特勒力量的边缘人物。波兰驻美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沙赫特“联华”行动。 沙赫特和孔祥熙美国见过面 沙赫特和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1936年签署的“中德易货贸易”协议和“德华借款协议”。但早在1933年，他便在访美参加国际金融会议前，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宴席上和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结识。在沙赫特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对孔祥熙和蒋介石同为宋家女婿一事印象深刻。沙赫特在书中记录的一段轶事是，在赫尔的晚宴上突然响起具有东方风味的音乐，孔祥熙偷偷向沙赫特说，这段音乐听起来很像中国音乐，而坐在沙赫特边上的美国财长得意地告诉大家，这是他为了欢迎孔祥熙到来而特意谱的一曲。（注11） 智商高达143分的沙赫特是德国金融界奇才，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便曾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在结识戈林和希特勒后取得信任，1933年沙赫特再度出山担任帝国银行总裁，而且一度兼任经济部长，掌握德国的财、经大权。和国防部经济厅的托马斯将军一样，沙赫特也成为希特勒战前扩军计划的前期执行人。由于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两人也被中方认为是德国政府及军队内的“亲华派”代表。 1937年11月，因为和戈林意见不合，沙赫特被迫放弃经济部长职位，被授予“不管部”部长。1939年1月，又因为其反对排犹的立场和对希特勒扩充军备的不满而被希特勒撤职。在此之后，手下虽然仅有两名助手和秘书，沙赫特却保留了帝国部长的地位和待遇。1943年1月，希特勒最后撤销了沙赫特的“不管部”部长职务，并拒绝沙赫特提出的会面要求，这也被认为是沙赫特彻底放弃对希特勒幻想之际。 1934年，沙赫特为解决德国外贸赤字、外汇储备严重不足的状况，推出所谓“新计划”（Neuer Plan）政策，其核心便是对德国的进出口和外汇进行严格管制，力主只从购买德国产品的国家进口。因此，德国对英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而德国迫切需要的农矿产品的输出国，尤其是南欧、东欧和拉美国家，便成为德国主要贸易国。 在“新计划”的背景下，首先由军火商人克兰提出的中德易货贸易的设想，也得到德国国防部、经济部的支持。中国拥有德国军工必须的稀有矿产，而中国政府又迫切需要购买德国的武器来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德国政府将军火商克兰（Hans Klein）的私人企业“合步楼”公司收为国有，专门经营中德易货贸易。在沙赫特的支持下，1936年中德两国还签署了由德国向中国贷款1亿帝国马克的协议，以促进两国间的易货贸易。 通过军火商克兰，在三十年代中后期，沙赫特和蒋介石、孔祥熙等中国政府要人间的联系逐渐增多。而在德国上完中学和大学的齐焌，担任过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塞克特和蒋介石间的联络官，塞克特又是将克兰引入中德军火交易的中介人，克兰和中国政府高层的信件来往多数也经齐焌翻译，齐焌和克兰两人，于是在诸多事务上成为了沙赫特与中方的重要联络人。 沙赫特对于中方官员的友善，至少可以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也看出端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刚刚访问完德国的孔祥熙再度从美国折返德国，希望得到德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承诺。孔祥熙和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的会面，却被安排在柏林郊外沙赫特的别墅里进行。会谈中，沙赫特答应，只要中、日不宣战，则德国将继续执行其和中国的易货和贷款合同（注12）。沙赫特在回忆录中虽然提及孔祥熙到他私人别墅的此次来访，但孔祥熙来访的事由，对于当时的沙赫特来说似乎还太过于遥远，因此对此也吝于笔墨。不过，一年半之后，中日之争却又受到了沙赫特的特别关注，甚至不惜向英国毛遂自荐成为调解人。 沙赫特自荐为中日双方斡旋 沙赫特对外交事务向来有着浓厚兴趣，他认为采用在非洲经济殖民的方式可以避免欧洲战争，为此他曾提出归还德国在非洲殖民地，以及推行不拥有主权的殖民政策等设想。 在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后，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热情并没有就此减弱，他曾写信给希特勒，希望希特勒能够派他前往美国，斡旋德美关系。但沙赫特在外交上的活动却处处受到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的限制。1939年12月，美国知名国际事务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向沙赫特约稿，请他谈德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策略问题。纳粹外长里特洛甫要求沙赫特将稿件交给他审查后才发表，沙赫特拒绝接受审查，撰稿一事便就此作罢。（注13） 1939年年初，沙赫特的外交兴趣也转向了亚洲。这一年3月，离职后的沙赫特开始了他的首次亚洲之行。沙赫特亚洲之行的目的地，原先是日本、中国和印尼。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德国和日本结盟，而德中关系正在淡化为由，拒绝沙赫特前往中日两国，并称印尼和印度离开中日两国都不远，沙赫特很容易在当地和两国政治人物接触，因此甚至完全禁止他前往以上所有国家。沙赫特辩解道自己只是作为旅游者前往也无济于事。盛怒之下的沙赫特拂袖而去，但却不得不将亚洲之行的目的地限定在印度。根据沙赫特的旅行日记，在他搭乘的前往亚洲的轮船上，同船的有不下800名从奥地利逃亡上海的犹太人（注14）。1939年正是德、奥两国犹太人逃亡上海的高峰期。 同年6月，沙赫特在完成三个月的印度之行后回到欧洲，再度经瑞士回国。沙赫特又和在巴塞尔参加国际结算银行会议的老友、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见面。沙赫特向诺曼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建议，他希望诺曼向英国首相张伯伦转达自己为中日战争进行调解的意愿。诺曼回国后如实向张伯伦汇报，并称沙赫特憎恨纳粹，且不会伤及英国利益（注15）。 沙赫特愿意出面为中日调解的想法，很可能受到另一位德国反抗力量成员特罗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的启发。特罗特的父亲是普鲁士文化部长，特罗特本人30年代初便前往英国牛津留学，毕业后归国进入德国外交部就职。出于对远东的兴趣，特罗特于1937年在罗德斯奖学金的赞助下前往中国，足迹遍及中国南北，并在中国一直逗留到1938年底。1938年7月，特罗特完成了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备忘录，其中主要内容是认为英德两国在中国并无利益冲突，并建议英德两国联手出面为中日战争进行调解。（注16） 特罗特将此备忘录寄给了他在牛津留学时结识的英国上院议员罗田伯爵（Lord Lothian），一个月后，罗田伯爵又转寄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罗田伯爵在信中介绍说，特罗特是德国留学生，因为对第三帝国的现状不满而留学海外，潜心研究远东，希望成为远东问题专家。 在向英国方面递交此件的同时，特罗特还委托自己的母亲将德文版的备忘录寄给了50多名和中国事务相关的德国人士，其中就包括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驻日大使奥拓和驻华大使陶特曼等人（注17）。沙赫特出人意料地向英国方面自荐调解中日争端，显然和特罗特的这份报告不无关系。 英国外交部对沙赫特提出的建议似乎很重视，并且特派专员于7月16日和17日前往瑞士，和仍在瑞士休假的沙赫特对此进行交谈。8月份，沙赫特回到阔别近半年的柏林。（注18） 就在沙赫特启程前往印度的前后，中国方面也再次提出了要求德国出面调解中日战争的意愿。1939年3月，中国国防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向德国经济部长芬克提出，希望德国能够再度出面，为中日双方进行斡旋，同年10月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又正式向德国外交部提出这一建议（注19）。这当然可能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也非常可能是中方和沙赫特之间的默契。 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在1937年的一份谈话记录中写道，沙赫特也希望希特勒能对德国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给出明确意见。魏茨泽克认为，显然沙赫特也受到来自日本使馆方面的压力（注20）。在中、日双方都有所表示，而英美又对其及其冷淡的情况下，不甘寂寞的沙赫特选择了东方。 在亚洲之行问题上，沙赫特已经碰过里宾特洛甫的硬钉子，他自然知道里宾特洛甫绝不会让他代表德国插手中日调解事务。沙赫特的策略或许是，假如英德接受共同调解的建议，而英方又提出由沙赫特代表德方出面的愿望，那么里宾特洛甫的反对意见就要打一个折扣。但也有德国学者认为，沙赫特提出调解中日战争一事，只不过是借此机会和英国外交部建立联系，便于他将德国反抗力量的意见传递出去。无论沙赫特的本意究竟如何，在他回到柏林后不久，德国入侵波兰，英、法随即向德国宣战，英、德共同调解中日战争之事自然就不再有下文。沙赫特不得不把他刚刚投向东方的目光，又收回到大战阴云密布的欧洲来。阻止欧洲战争的爆发和蔓延，成为沙赫特此后和反抗力量接触的主要动机。 沙赫特和德国反抗力量的关系 沙赫特年轻时代便进入金融界，和犹太金融家关系极其密切。对于纳粹的排忧政策很不以为然。沙赫特的政治立场也算开明，女婿希尔格-范舍尔彭贝格（Hilger van Scherpenberg）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曾是社民党支持者，作为保守派的沙赫特也并未因此干涉女儿婚姻。后来范舍尔彭贝格进入德国外交部，并成为反抗力量另一个组织“索夫组”的成员，该小组由德国前驻日大使索夫的遗孀组织，但因为有秘密警察打入而被破获。范舍尔彭贝格在1944年1月被捕，只是没有被作为主犯，沙赫特也没有遭到牵连。范舍尔彭贝格战后继续在德国外交部任职。 沙赫特本人从1937年起便和民间反抗力量领袖、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利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建立了联系，并和另一位重要反抗人士、前外交官乌尔里希-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结为好友。但由于其清高自傲的性格，沙赫特始终是反抗运动的边缘人物。格德勒和哈塞尔两人都对沙赫特反希特勒立场的坚决程度表示怀疑。事实上，直到1943年前，沙赫特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不断试图以上书的形式来对希特勒的政见施加影响。（注21） 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沙赫特曾经和国防部经济厅的托马斯将军两次起草备忘录，说明波兰战争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危险，交由托马斯的上司凯特尔（Generaloberst Keitel）转递给希特勒，但第一份备忘录被一贯对希特勒俯首听命的凯特尔拒绝。8月27日的第二份备忘录终于通过凯特尔送到希特勒手中，希特勒回应凯特尔说，德国和苏联刚刚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可以保证德国从苏联获得原料供应。此后，沙赫特和托马斯还协同军方情报机构内的反抗人士，试图通过总参谋长哈尔德（Franz Halder）来阻止进攻波兰的计划，但被哈尔德所拒绝。 1943年年初，沙赫特被希特勒解除部长虚职，并从此开始被秘密警察监视。沙赫特感觉到危险之后，切断了和反抗力量领袖格德勒的来往。1944年7月20日发生谋杀希特勒的“7-20”军变，沙赫特以知情者的身份静观其变，但却并非核心策划者。他从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军官林德曼处得知军变计划，为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沙赫特将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女儿送到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旅馆内听闻军变失败的消息。沙赫特于1944年8月13日被捕，在秘密警察的审讯中，沙赫特坚称，他和格德勒等人的会面并不具政治性质。（注22） 所幸的是，林德曼在事败后潜逃，数周后在柏林因开枪拒捕而被打伤，最后在医院中因伤死去，秘密警察未能从林德曼处得到任何口供。在格德勒拟就的新政府名单中，始终没有将沙赫特列入，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沙赫特终于没有遭到和格德勒及哈塞尔等人一样被处决的命运。 1945年，沙赫特在战后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被起诉，但最后在1946年被宣判无罪释放。50-60年代，沙赫特还曾经组建银行，经营和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务，沙赫特抱怨阿登纳的联邦政府在金融问题上从不征求他的意见。1970年沙赫特以93岁高龄去世，下葬在慕尼黑。 沙赫特在战后撰写了两本回忆录，其中《清算希特勒》发表在1946年，1953年他又出版《我的七十六年人生》一书。沙赫特在书中虽然多次提到自己和德国反抗力量间的交往，也有夸大自己在反抗力量中的作用之嫌，但1941年他和齐焌的两次会谈，以及希望蒋介石为反抗力量联系英美的事情，沙赫特都并没有提及。 但沙赫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1941年和中方外交人员的接触，很快就被英国外交部知晓，而传递消息的是波兰驻美外交官。 波兰大使向英国披露沙赫特“联华”行动 根据齐焌记载，沙赫特1941年3月携妻访问瑞士，和克兰谈及向中国“求援”，希望宋子文来瑞士斡旋的建议。沙赫特在战争期间访问瑞士确有其事。1940年沙赫特的前妻去世，不久后他便和一位慕尼黑的女画家成婚。因为当时欧战已经开打，而沙赫特依然拥有德国政府部长身份，因此经过希特勒特许才能前往瑞士度蜜月数周（注25）。沙赫特在回忆录中记载，他在瑞士蜜月期间曾拜访不少逗留在瑞士的德国人，但并没有提及拜访人的具体姓名，也没有提及军火商克兰。不过，假如克兰和沙赫特确实会面，谈及宋子文应该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宋子文已经前往美国为中国政府的抗战争取美援，而对权势显赫的宋家，沙赫特并不陌生。在瑞士度完蜜月后，沙赫特于5月重返柏林。 1941年6月27日，英国外交部收到波兰驻华盛顿大使发来的密件，披露沙赫特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这位大使在密件中称，他是从拉西曼博士（Dr. Ludwik Rajchmann）处得到这一“绝对可靠”的消息。据拉西曼博士，5月23日，沙赫特曾联系中国方面，提出德国愿意放弃和日本的联盟，以争取中国的友谊，并希望通过中国的影响力，阻止美国参与对德国的战争。 根据波兰大使的转述，沙赫特还表示，到1942年底，德国便可能彻底攻占苏联，打到海参崴。但沙赫特也说明，德国虽然取得战事上的胜利，但却依然陷入困境。德国人民已经产生厌战情绪，而纳粹政府不得不利用战场上持续的胜利来为民众打气。沙赫特并以赫斯驾机飞往英国的例子，来向中方说明纳粹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拉西曼博士说，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回绝沙赫特建议，但还是会向罗斯福总统秘密汇报来自德方的设想(注26)。 这位向波兰大使传递信息的拉西曼博士是波兰卫生专家，担任国际联盟卫生署主任，并在二三十年代受国联派遣前往中国，出任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是民国政府的常客，和宋子文尤其相熟。拉西曼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创始人。 宋子文1940年被蒋介石派往美国，为中国抗战争取美国经济援助时，于1940年11月22日致信拉西曼博士，聘请他出任中国银行经济顾问，常驻纽约，“年薪6000美元”（注27）。宋子文是希望通过拉西曼的人脉来为他打通美国主流社会的关节。 在英国外交部的历史档案里，这位波兰驻美大使的密件并没有说明，沙赫特是通过何种形式和中国方面联系的，而拉西曼又是如何获得这一信息的。但考虑到拉西曼当时是在纽约协助宋子文工作，不难推测他的这个信息的来源。而为沙赫特传递信息者，则非常可能是克兰本人或者中国使馆官员齐焌。 将散落在各处的历史碎片拼装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沙赫特1941年4月在瑞士和克兰会面后，了解到宋子文赴美的背景，萌生了请宋子文代表德国反抗力量与美国高层联系的想法，并提出请蒋介石派遣宋子文来瑞士商谈的建议。5月15日，克兰约齐焌在瑞士会面，将他和沙赫特商量的这些计划合盘托出。5月23日，齐焌和克兰可能发电给蒋介石或宋子文，以沙赫特的名义介绍这一想法。而不久后，在宋子文身边工作的拉西曼博士就获得这个信息，并在6月5日将此消息告知波兰驻美大使。波兰驻美大使写信向盟友英国汇报情况，此信被送抵英国外交部的日期为1941年6月27日。 拉西曼当时还告诉波兰驻美大使说，沙赫特提出的只是初步建议，而“最后的决定不久要在德国做出”。此后，便有了齐焌在1941年6月多次拜访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将军，以及前往沙赫特私宅进行谈话的过程。 沙赫特提出中德合作建议究竟有什么背景？拉西曼对此也向波兰大使做了一番分析。他认为，一种可能是希特勒试图通过中国的渠道来和英美达成妥协，另一可能是，德国军方内部委托沙赫特来和英美求得合作。拉西曼本人倾向于后一种解释。拉西曼博士认为，德国军方和英美的这种合作，意图是在彻底打败布尔什维克之后，由德国和英美瓜分全球的控制权。而波兰驻美大使也向英国外交部表示自己的意见，沙赫特提出中德合作的建议，并非是受了纳粹政府的正式委托。 目前可知的史料证明，拉西莫博士和波兰大使当时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德国内部反抗力量的对外联系，是受到英美方面重重猜疑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收藏在英国外交部档案里的波兰驻美大使密件，其内容经过了多人的转述。假如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么从沙赫特到克兰，经齐焌到蒋介石或宋子文，再由宋子文告知拉西曼，拉西曼告诉波兰驻美大使，再到英国外交部，这样的一个重重转述过程，最后形成的文字内容究竟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沙赫特的本意，有多少是转述人的理解和引申，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份史料，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沙赫特等人试图求助于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事实。 原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8月号，此处略有补充。 推荐 16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沙赫特为什么求助于蒋介石？(3) http://wanjinglei.blog.caixin.com/archives/13307 2011年01月08日 10:47 分类：人文 阅读：2279 评论：0 三十年代中国使馆周围的“德国友人”。沙赫特的联络人“哥则卧斯博士”是谁？ 中国使馆周围的“德国友人” 披露德国反抗力量和中国驻德外交人员之间联系的，还有1940年至1941年7月担任使馆一秘的关德懋先生。据关德懋的回忆，当时驻德使馆接触的不少“德国友人”同时都是纳粹政府内的“反对派”人士。 关德懋回忆说，早在1941年1月，德国政、军、经三方面的重要友人认为，德国已经陷入绝境，希望中国友人，尤其是“领导抗战的委员长蒋公在战后主持正义人道，以挽救德国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恶缘”（注23）。关德懋的相关回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其核心内容却和杨天石教授列举的齐焌信件内容差不多，关德懋的回忆文章发表在三十年前，但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关德懋列举的“德国友人”中包括普朗克博士、托马斯将军、埃尔哈德、沙赫特等，其中埃尔哈德便是托马斯将军在国防部经济厅的部下。根据齐焌的纪录，埃尔哈德曾经在1941年6月间前往瑞士和他长谈八天，并建议齐焌去柏林和托马斯、沙赫特会面，由此引出这段历史事件。 关德懋提及的艾尔文-普朗克博士（Dr. Erwin Planck）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普朗克的四公子。艾尔文-普朗克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冯-施莱谢（von Schleicher）的好友，并曾在国防部任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普朗克被迫离职，后前往中国工作一年。1934年，冯-施莱谢被纳粹暗杀，普朗克发誓要找出凶手但未能如愿，和纳粹之间的隔阂就此加深。普朗克从中国归来后从政界转入经济界，成为当时和中国有不少商务来往的奥托-沃尔夫公司（Otto Wolff）的经理，1939年起负责沃尔夫公司柏林分公司的业务。 普朗克是德国反抗力量中一员，1939年他也参与了托马斯、沙赫特等人上书希特勒反对进攻波兰的行动。1940年他还和哈塞尔、贝克等人合作起草了为希特勒下台后准备的“临时宪章”，一些反抗人士的聚会也在他家中举行（注24）。 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7月2日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齐焌的信件中提到，7月2日，普朗克博士和托马斯将军宴请驻德大使陈介与齐焌，对中德断交“表示遗憾”。关德懋则回忆说，当日普朗克来中国使馆直接找陈介大使，并且提出要求中国使馆留下一名人员，以便保持日后的联系。普朗克并称，戈林也同意将保证留驻人员的安全。不过，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很快复电否认了留守馆员的建议。中国驻德和驻意大利使馆人员首先集中在日内瓦，随后搭乘美国军舰从里斯本前往纽约转道回国。齐焌在1941年7月至10月经过纽约回国，应该是中国撤回驻德、意外交人员的一部分，并非为相关事宜专程回国汇报。不过，齐焌凭借他自己和蒋介石的直接关系，还是在第二年就获得再次派往瑞士的机会。 1944年的7-20军变后，普朗克被捕并和沙赫特、托马斯等关在同一监狱。1945年1月23日，普朗克在柏林监狱被处决。而沙赫特、托马斯等则被转移，直至获救。 沙赫特的联络人“哥则卧斯博士” 1941年6月沙赫特在柏林私宅和齐焌谈话中，让齐焌以瑞士为接头点，除和克兰保持联系之外，还让齐焌和他在瑞士的代表“哥则卧斯博士”联络。“哥则卧斯博士”的名字并不在关德懋列举的“德国友人”之列，但却是一个对沙赫特极其重要的人物。 从译音来看，这名“哥则卧斯博士”应该就是“吉泽菲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吉泽菲乌斯是德国反抗力量的核心成员，纳粹秘密警察初创时期，他便是成员之一，但很早便与纳粹分道扬镳，后来成为德军军方情报人员，德军情报机关也是德国反抗力量据点之一，其主要官员都和反抗力量有关。在1938年苏台德事件发生前，吉泽菲乌斯已经参与德军内刺杀希特勒的密谋。因为《慕尼黑协议》的签订，1938年的谋杀希特勒行动在最后一刻流产。这次行动的流产，虽然使得反抗运动元气大伤，但密谋计划也并没有暴露，没有造成反抗力量的人员损失。 1940年至1944年，吉泽菲乌斯在苏黎世的德国总领事馆担任副领事，表面上的任务是为德国军方刺探情报，但事实上他却受德军内反抗力量的委托，和英美盟军建立联系。吉泽菲乌斯的主要联络管道是美国设立在日内瓦的“战略服务处”，接头人是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 1944年7月20日，德军军官斯陶芬贝格在希特勒大本营放置炸弹后，飞回柏林指挥军变，吉泽菲乌斯和其他密谋人士到达柏林的国防部大楼现场，但在意识到谋杀希特勒失败，军变大局已经无可挽回后，吉泽菲乌斯逃亡瑞士得以幸存。吉泽菲乌斯和沙赫特之间的联系，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沙赫特被捕后，他和吉泽菲乌斯的会面也成为审讯重点内容之一。吉泽菲乌斯是“7-20军变”亲历者中为数不多的幸存人士，他在战后发表的回忆录是了解希特勒政权内情的经典文献。 吉泽菲乌斯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多次出庭作证，是审判戈林和凯特尔案的检方主要证人。在沙赫特案件的审理中，吉泽菲乌斯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他为沙赫特做的证词，也是沙赫特最终被免予起诉的重要原因(注28)。 在战争期间以德国外交官身份驻在苏黎世的吉泽菲乌斯，不可能公开暴露其反对希特勒的立场。而苏台德事件前军方谋杀希特勒的计划，直到1944年“7-20军变”后，秘密警察才在搜捕反对人士的过程中发现相关资料。假如不是直接和掌握反抗力量内情的人士接触，很难想象齐焌在1941年写就的机密报告中，能够编出沙赫特让“哥则卧斯博士”作为其在瑞士代表这样的细节来。 需要补充的是，对中方最为友好的国防部托马斯将军从1938年起也介入了反抗运动，他和格德勒、贝克、哈塞尔等人都有联系。托马斯在其战后的回忆录《思想与事件》提到，他在反抗力量圈子内的立场是：反抗行动应该成为军方“合法的”政变行为，并且应该只有陆军参与，因为空军过于纳粹化，而海军则不够可靠。托马斯还认为，解决希特勒不能采用暗杀手段，否则希特勒将可能被民众“神化”，应该将希特勒和他的政府成员逮捕后交给国家法庭审判（注29）。 托马斯在1943年后逐渐游离反抗力量的圈子，他对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也一无所知。但秘密警察在“720”军变后的搜捕中发现涉及托马斯和反抗力量联系的资料，托马斯因此在1944年9月被捕，不过，他和沙赫特一样未被处死。战后，在狱中的托马斯曾经写下相当数量的回忆录。1946年12月29日，托马斯在被美军关押期间病重去世。 至于军火商克兰在德国反抗运动中的角色，则至今查不到任何相关文字记载。 结语 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的“蜜月期”，使得中国驻德外交人员周边聚结了不少德国政、经、军界要人，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也是德国反抗力量成员。二战形势的瞬息万变造成中德关系和双方国际地位的逆转。蒋介石日记里所称的“策反德军倒戈”尽管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结合事件主角沙赫特、托马斯、克兰、齐焌及周边“德国友人”的背景，沙赫特和托马斯希望通过蒋介石政府，赢得英美对德国反抗力量承诺的历史事件是合乎情理的。 而以英美对待德国反抗力量的怀疑和拒绝态度来看，宋美龄即使有机会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罗斯福总统，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甚至在中国使馆官员齐焌与沙赫特、托马斯等人密谋之时，英国和美国其实都早已经了解到了相关内情。但英美方面并没有和德国反抗力量进行合作的意愿。沙赫特、托马斯等人希望通过中国政府打通英美高层联络渠道的设想完全落了空。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沙赫特和托马斯在其战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事的原因。 注1：克莱门斯-冯-克伦佩雷尔，《德国反抗运动和国际联系，1938-1945》，。Klemens von Klemperer，Die Verbindung zu der grossen Welt Aussenbeziehungen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1938 – 1945）。 注2：《1944年7月20日，一次军变的纪录》，《明镜》周刊2004年第29期。“20.Juli 1944 Protokoll eines Staatsstreiches”， Der Spiegel，Heft 29/2004，；约阿希姆-费斯特，《国家政变，通往7-20的漫长道路)， Joachim Fest，Staatsstreich, Der lange Weg zum 20. Juli 注3：克劳斯-尤尔根-穆勒 《德国反抗运动和外国》，Klaus-Juergen Muell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as Ausland 注4：汉斯-莫姆森 《取代希特勒-德国反抗运动历史研究文集》，2000. Hans Mommsen 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2000 注5：同注3 注6：克莱门斯-冯-克伦佩雷尔，《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寻找海外联盟 1938-1945》，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注7：克里斯多夫-科帕，《沙赫特，希特勒的权威银行家的沉浮》 2006年，Christopher Kopper，Hjalmar Schacht，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aechtigstem Bankier, 2006;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1940年4月3日与沙赫特谈话记录 注8：《传记文学》2010年第3期 注9: 同注7 注10：《陈介大使1941年1月31日致蒋介石电》，《中德外交密档》。 注11：沙赫特《我的七十六年人生》，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1953） 注12：《传记文学》《程天放使德回忆之十四》，德国外交次长魏泽克1937年7月10日秘密会面笔录。 注13：同注7 注14：同注11 注15：同注7。 注16：亨利-马隆《亚当- 冯-特罗特-楚-绍尔茨：一个密谋者的道路 1909-1938》，Henry O.Malone，Adam von Trott zu Solz，Werdegang Eines Verschwoerers, 1909 – 1938） 注17： 《中德关系 1937-1945》 《特罗特北京备忘录》Mechthild Leutner，Memorandum des Adam von Trott zu Solz，Peking，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 – 1945。特罗特直接参与了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密谋，1944年8月被捕后被处以死刑。 注18：同注7 注19: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W.C.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注20：同注17，德国外交次长魏泽克1937年7月10日秘密会面笔录。 注21：约阿希姆-费斯特，《国家政变，通往7-20的漫长道路》，Joachim Fest，Staatsstreich, Der lange Weg zum 20. Juli 注22：同注11 注23：《传记文学》 第28卷第6期 注24：同注21 注25：同注7 注26：《宋子文致拉西曼 1940年11月22日》，吴景平、林孝庭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上海， 注27：《波兰驻华盛顿大使馆有关中国政府顾问拉西曼博士提供信息的记录》，Mechthild Leutner《中德关系1937-1949》（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1949） 注28：同注21 注29：乔治-托马斯 《德国军队和军备经济历史基础》中作者评传，George Thomas，Grundlagen fuer 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Wehr- und Ruestungswirtschaft 1966 原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8月号，此处略有补充。 推荐 15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